中文名：土肥原贤二
外文名：どいはら けんじ
别 名：东方的劳伦斯
国 籍：日本
民 族：大和族
出生地：冈山县
出生日期：1883年8月8日
逝世日期：1948年12月23日
职 业：教育总监、第1总军司令官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师 父：坂西利八郎
军 衔：日本陆军大将
主要罪行：建立伪满州国
定 罪：甲级战犯
东方劳伦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之称。之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土肥原有两个外号，中国叫他“土匪原”，西方叫他“东方的劳伦斯' 。在中国二十余年，对于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了解中国民族性，因此土肥原重信义、尚承诺也是为人所知。抗日名将马占山即认为土肥原不骗人;宋哲元也评价土肥原说话算话;德王痛骂日本人时如果扯到土肥原上，便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日本人称他性格温厚，不拘小节，没有私欲。侵华战场上，他还懂得收买人心，不许军队乱来，因为他知道焚烧村庄，强奸妇女只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土肥之谋：日本特高课课长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どいはら けんじ，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之称。之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任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5年战败后接受审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经抽签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坂西门下首徒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冈山县的一个武士之家。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日本陆军少佐，其兄土肥原鉴是日本陆军少将。土肥原贤二14岁开始，先后在仙台地方幼年 学校、东京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4年10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在校期间曾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国军阀阎锡山等同学，交往甚密。毕业后于同年11月被授予日本陆军步兵少尉军衔，并被分配到步兵第十五联队，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4月，土肥原调往第49步兵联队，1907年12月晋升为中尉。土肥原进入日本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 ，1912年11月，从该校24期毕业，次年年1月调到参谋本部任职。7月，土肥原便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被派到中国北京，晋升为大尉，担任日本驻中国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师从坂西这个日本驻中国第二代特务头子达五年之久，成为这个北洋七代总统的顾问最得意的弟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善于交际，因而还和中国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个人关系，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1918年6月，土肥原调回参谋本部，同年11月调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督军顾问。1919年8月晋升为少佐。1920年调到第25步兵联队任大队长。参加了出兵西伯利亚行动。1921年5月，赴欧美考察军事。1922年12月重返坂西公馆工作。1923年8月晋升为中佐。1926年3月，步兵第二联队副。转第三联队副，1927年7月晋升为大佐，第1师团司令部任职，日本人对陆大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就可以升到大佐，土肥原贤二因为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用了十五年才达到这个职位。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主要任务是：指导奉军以日军为典范进行训练，以便一旦有事为日军所用，与关东军及奉系军阀所辖范围内的帝国官宦、陆军武官等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搜集奉军所辖范围内的有关军事、内政、交通、财经及资源等情报。
与张作霖恩怨
在中国期间，土肥原贤二作为“坂西公馆”的实力人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竭尽全力援助奉系军阀，他想方设法扰乱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使其所发行的纸币作废，乘冯玉祥于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迫使吴佩孚兵退汉口之际，使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因待遇不满，起兵倒戈，当时奉军主力正在关内作战，奉天形势危急。为了解张作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军参谋本部建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军队出兵奉天，阻击郭松龄。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土肥原本以为关东军支持张作霖会换来奉系的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关东军，然而，张作霖并不甘心听命于日本人，做一个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他羽翼已丰，自然不会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对其言听计从了。对于日本不断提出的各种“权益要求”，他要么设法推脱，要么就干脆不办，特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并组织起“安国军政府”后，他力图摆脱日本人控制的姿态愈发明显。张作霖这种做法使得土肥原贤二颜面扫地，因为他曾力主关东军大力支持张作霖，并“错误”地判断张会听命于日本。
当国民革命军以怒涛之势北伐的时候，土肥原判定奉军绝非民族主义强烈的革命军的对手，土肥原担心的是，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战乱很有可能会波及到“满洲”，为此，他一面急电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上，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其尽早返回奉天。关起门来搞独立，可张作霖大一统野心不死，对土肥原的建议置若罔闻，就是不愿离开北平。事已至此，土肥原这个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终于坚定了除去张作霖的决心。土肥原开始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密谋。1928年6月2日，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张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师”。6月4日清晨5时23分，当专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车站京奉线与南满线铁路交会处时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张作霖这个当时的中国国家元首就这样被暗杀了。
但是，东北的局势并未因皇姑屯事件引起混乱，给关东军出兵干预的借口。相反，由于张作相的鼎力支持，张学良迅速站稳了脚跟，因家仇而决定了易帜。日本最高当局对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 自行动，十分不满。河本大作被开除出军队，土肥原则在军部的掩护下侥幸逃脱了惩罚，只是被解除顾问职务。1929年3月转任高田第30步兵联队联队长。
建立伪满州国
1930年4月起，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新军阀混战开始，张学良借口调停，于9月18日率奉军7万进关，日军为了瓦解华北张学良的势力，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设定特务机关，并任命土肥原为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穿梭于旧北洋军阀之间，拼凑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与张学 良的联合。1931年7月他策动石友三与阎锡山、韩复榘结成反蒋驱张同盟，虽然并没有成功，但却使张学良把关内部队增至11万人，使东北的防务出现空虚，8月，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制造了所谓的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土肥原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声称：“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认这个事实，但如不表示诚意，或者玩弄拖延谈判手段时，我们准备采取最大限度的报复手段。”10天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侵华分子的策动下，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3天后，土肥原即从东京紧急返回，根据板垣征四郎的建议，出任沈阳市长。立即开始着手“整顿”奉天城的社会治安，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等组织，派出约4000多名巡警上岗巡逻，加强警戒等。奉天城暂时恢复平静后，土肥原辞去奉天市长的职务，新市长由留学日本的华人赵欣伯担任。
对于在东北采取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均有争论，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举彻底解决南北“满洲”问题。石原莞尔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等，双方意见相持不下。
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获得一致通过。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废居天津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的时候，溥仪走投无路，是他亲自把溥仪接到天津日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这一举动深得溥仪好感;同时，土肥原贤二还考虑到，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 顺之意。10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土肥原，正式授与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亲自前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充满“真挚感情”地说道，“满洲”三千万人民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最后 ，他抓住溥仪一心想复辟的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11月8日，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的便衣队1000余人在驻津日军的配合支持下，不断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静园"封锁起来。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秘密离开天津。赶在营口港封冻以前回到东北。接着，他于1932年1月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为日军占领北满做准备，诱降了当时最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使其参加了伪满四巨头会议，虽然马占山不久以后又重现反正，但已经不被抗日军民信任，黑龙江抗日军队各自为政，终于被少数的日军各个击破，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932年2月16、17日，所谓"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8日正式公布"建国宣言"。同年3月，溥仪开始在新京"执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成立了。4月，晋升为陆军少将，调任驻广岛的第五师团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
策划华北自治
1933年2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并进一步向华北和内蒙渗透。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 当时，在华北掌握兵权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济南的韩复榘和保定的商震。控制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个与蒋氏政权抗衡的“自治政权”是土 肥原的目标所在。
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已进行过这种尝试，约请这四人共商“华北自治”的问题。但这四人表面上虽说对建立一个中立政权表示赞同，表白自己并不排日，可以与日本竭力扶植的“满洲国”合作，至于新政权，只要其他三人赞成的话，自己一定充分合作。但他们心里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图是要通过分步肢解来达到最终霸占中国的目的，所谓的“华北自治”只不过是“满洲国”在华北地区的翻版。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设法打破这四人的观望态度，让他们拿出实际行动。他首先着手邀请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会，刺探宋、商双方能否协手建设新政权事宜。经 过会谈，双方态度均十分暧昧，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紧接着，土肥原又约请宋哲元和 韩复榘直接会面，结果同样是不了了之。
同时，尽管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剿共”，但他也深知华北五省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一方面亲自飞抵太原说服阎锡山，以经济扶持为诱饵将其稳住;另一方面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和韩复榘进行威逼利诱，劝其不要为了局部自治而反对中央政府;同时南京政府的各军政要人也纷纷致电极力劝阻华北“四巨头”与关东军合作。在此期间，蒋介石还以军事演习为由，集中几个师的兵力在陇海线上对华北形成威慑之势，蒋介石以恩威并施的手段镇住了华北四雄。
眼看联合四雄自治华北不成，土肥原又于1935年6月在察哈尔省策划了“张北事件”——土肥原贤二以此事件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先是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礼道歉，后又要求国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土肥原故意夸大事实、百般刁难，不仅将责任都归在中国军队头上，而且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从该地区撤出，惩办中国有关人员，尊重日本在察哈尔省的“正当行为”。
虽然土肥原想借此对宋哲元施压，但离完成“华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务还相差甚远，冀东蓟密行政公署的督察专员殷汝耕于是被他相中，作为下一步计划的棋子。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亲日派。回国后，他曾经力劝何应钦放弃与日本对抗，主张全面与日本合作。于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发布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拉起了反蒋反共联日的大旗。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
此时的蒋介石，一心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尽管他不愿整个华北被日本控制，但“权衡利弊”后，他认为如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势必影响“剿共”之。于是，蒋介石于1935年12月12日被迫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和北平军分会，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区范围为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兼绥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实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建制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半独立性的畸形政权。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一手把持了政治、经济大权，与此同时，他还安插了一些汉奸充当委员。随着政务委员会的建立，土肥原觉得控制华北的目标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后他便察觉到，宋哲元虽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协，但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却始终不做丝毫让步。土肥原费尽心机建立起的所谓“华北自治”，实际上并未取得日本军部所预期的效果[1] 。
战场上的明星
1936年3月，二·二六事件后，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东京第一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宇都宫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参与北平永定河作战。日军攻克保定后 ，土肥原率部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杀向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在徐州会战中担任了向中国军队后方进行深远迂回的任务，从而爆发了兰封会战，土肥原千里奔袭，一路上击败了桂永清和黄杰各军，气得指挥作战的薛岳把这两个败将送到了军法处，蒋介石下达手令：“兰封附近之敌，最多不过五六千之数，而我以12师兵力围攻不克，不仅部队复杂，彼此推诿，溃败可虞。即使攻克，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5月30日，围攻土肥原的中国军队被迫撤围，6月9日，中国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
亡命路上高升
黄河决堤事件以后，土肥原被调回参谋本部，再次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为了协调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之间的关系，为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决定由陆军土肥原中将、海军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组织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决定由土肥原负责组成"土肥原机关"。当时日军在中国十分猖狂，不仅控制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且还分别在华北、华中和蒙古建立了以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为头目的伪政权。土肥原为了在这3个伪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以吴佩孚为头目的伪中央政权，对吴佩孚作了许多诱降工作。但因为中国人民的反对，加上吴佩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土肥原的如意美梦才未能实现，这次诱降是他对中国谋略工作的谢幕表演。
土肥原于1939年5月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驻扎在佳木斯。1940年9月8日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0月28日);1941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6月9日);1943年5月，土肥原出任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3月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驻扎在新加坡地区，统辖日本驻马来西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4月调回东京任陆军三长官之一的教育总监。
1945年8月，土肥原任第12方面军司令官兼军事参议官。1945年9月，在第1总军司令官杉山元自杀后，土肥原接任第1总军司令官，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企图利用英美法律的漏洞来逃脱审判。因为在当时，关于土肥原贤二的犯罪证据严重不足，如果他拒绝提供证词，那么根据英美法律就不能对他定重罪。所以在法庭历时两年多的审判当中，他只说了四个字，也就是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土肥原回答“主张无罪”，此后再不开口，全部审判过程都是由律师代理的。
但是，土肥原贤二错打了算盘，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在梅汝璈、倪征燠等中国法官的强烈要求和巧妙盘问下，终于将土肥原击垮。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1948年12月23日，在判决书下达41天后，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了绞刑台。他由两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完13级台阶，然后立正站着。执行法官先用英语，再用日语命令道："土肥原贤二，原地转过身来!"
此时，土肥原贤二的内心深处究竟在想什么，谁都无法知道。但此时此刻的他一定知道，这里是他人生的终点，丧钟正在为他隆隆敲响。行刑宪兵把黑布头罩套在土肥原贤二的脑袋上，然后向执行官行举手礼报告说："一切准备完毕。"
执行官立刻按动电钮。绞刑台上的活动踏台猝然打开，土肥原贤二两脚悬空，整个身躯沉入绞刑台中……
战犯也是有血有肉的：揭秘一个真实的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是侵华战犯，早已被消灭。然而下文以一个不同的视角，给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土肥原贤二，十分值得我们思考与警惕。
土肥原贤二为了国家利益，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失，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他简直是个模范国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我们付出了空前的牺牲。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有很多，而从敌人方面来看，敌方有无数的土肥原贤二，他们把侵略当理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实践这个理想。这值得我们警醒、反思。如果我们浑浑噩噩，那悲剧就可能再次降临到我们身上!
另一个土肥原贤二
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曾经这样描述过一个人。他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当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这个人就是土肥原贤二。
当市长无处报销自掏腰包
如果看历史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沈阳后的第一任市长，竟然是空降来的。这个人，就是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日军炮轰北大营时，土肥原身在东京，正在向军部汇报中国东北的情况，事变三天后土肥原便紧急乘飞机赶回，随即出任了奉天，即后来沈阳市的市长。
土肥原干这个活儿，可谓是费力不讨好，会让人误以为这个甲级战犯的人品也有过人的一面。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省长藏式毅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反抗着日军的占领。当时的奉天市已呈无政府状态，同时，关东军根本没有准备资金和人员来维持治安，管理市面。此时，这个土肥原竟自掏腰包来干起市长来。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土肥原其人自己没有存款，当了市长以后他以个人名义去借了一笔钱，贷款来维持日本占领下沈阳市政府的运作，一直运转到日军对沈阳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授权，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无处报销。此时土肥原是怎么样做呢?他没有去到处找人核报这笔钱，而是默默无闻地把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地来偿还出来。结果土肥原贤二在很长时间里全家只能住在一所仅两间的租来的小房子里。
“土肥原不说谎”
其实，土肥原“为国吃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陆军大学毕业，土肥原进入参谋本部的第二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华，他进入了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在坂西机关工作过五年，从此成为日军中最有名的中国通之一。土肥原在北京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他熟读《三国》《水浒》，会说多种方言。当时，日本人对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可升至大佐。但因为土肥原在日本参谋本部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回调动数次，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影响了升迁，用了十五年，才达到这个职位，但他对此从无怨言。
此外，土肥原与人打交道时形象通常和蔼可亲，带有冈山人特殊的乡土气，甚至，在一些与之接触的中国政客中，也流传着“土肥原不说谎”的说法。
从为国家牺牲自己利益而毫无怨言这个角度，土肥原贤二可以算一个品格高尚的日本模范国民了。
然而，战后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战犯名单当中第一个就是土肥原。这样一个“克己奉公”的人，怎么成了万夫所指的战犯呢?
炸死张作霖，策划“九一八”事变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他借助关东军的势力，巩固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他希望张知恩图报，满足日本人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张作霖借直奉战争之际，占领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但张作霖虽出身绿林却颇明民族大义，一直力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土肥原对他十分不满。1928年北伐军剑指北京，张作霖无奈中退回东北。此时，土肥原与河本大作等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只是由于东北军方面应对得当，张学良出关继承奉系领袖地位，日军才没能立即占领东北。
1929年3月，因皇姑屯事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打入冷宫的土肥原转任高田第三十步兵联队联队长，失意地回到了日本，不久，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1930年中国爆发了军阀混战。土肥原曾是阎锡山在陆大的同学，他回中国穿梭于军阀之间，拼凑了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和张学良。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此时，张学良的十一万东北军被调入关内。土肥原遂与关东军的少壮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趁东北兵力空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接溥仪出任伪满皇帝
侵占了东北之后，怎么进行统治，日方最初并无定论。石原莞尔提出统治东北要用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建立一个总督府。像对台湾和朝鲜一样，建立一个殖民地。板垣征四郎则提出，直接把东北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土肥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闲居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溥仪时，走投无路的溥仪，正是土肥原将他接到了天津，保护了起来。此时，溥仪正住在天津日租界，一个叫静园的公馆里。1931年11月4日，土肥原于深夜，踏进静园公馆，不久，溥仪在他的策动下到达大连，伪满洲国正式出炉。
1935年6月，土肥原苦心经营，策动阴谋，逼迫国民政府签署《秦土协定》，取得了察哈尔大部主权。造成中国丧失察哈尔省80%的领土。
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
1935年10月，土肥原策划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多次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徐州会战中，土肥原指挥部队从徐州西侧南下，但因孤军深入，1938年在兰封险些被中国名将薛岳的第一兵团围歼。
1938年6月后，土肥原专心于特务工作，“土肥原机关”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因这些中国旧军阀多仍有民族气节，土肥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间，土肥原被指暗杀了不肯与日方合作的吴佩孚。
土肥原所谓的“出乱子”，对中国人来说，伴随的总是屠杀，劫掠，丧失家园和无穷尽的灾难。他可以牺牲五年时光等待升迁，只是因为深信自己的努力，对帝国征服“支那”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守信用”只因为更能网罗汉奸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为此，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怎样的苦难，“好人”土肥原是不会在意的。
土肥原现象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东北抗战之所以打得艰苦卓绝，不仅仅因为敌人的残暴，还因为敌人中有大批象土肥原这样，把侵略当作理想，并全身心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所谓“志士”。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判处死刑。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在战犯们执行绞刑时，土肥原抽签抽到第一个接受绞刑，结束了“东方的劳伦斯”罪恶的一生。
解密：张恨水如何用两行字戏弄土肥原贤二
1935年上半年，华北日军先后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接着提出要“先将华北变为提携之模范，而后扩展到各地”的主张。张恨水预感到北平沦陷在即，就动了南迁之意。就在这时，一个日本人找到他门上。这个人就是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
土肥原是一个在日本侵华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1931年8月，土肥原与日本关东军头目等共同策划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夺取了中国的东北。1932年，他又一手策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往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后来，土肥原来到了北平，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成为华北地区的日本最高特务首领。
之前，国民党29路军军长宋哲元为母亲做“70岁庆典”，唱了整整三天堂会。当时,全国的京剧名角均应聘登场。观众如云，饮食也为流水席;连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及蒋介石都送了寿匾。寿联、寿幛堆积如山。
张恨水知道后说：“此为宣统(指溥仪)大婚后，古城中第一大阔事。三日所耗之资，当足数十万贫民一月糊口之用也。”
闻听宋哲元给母亲做寿，土肥原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他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名瓷盆一具，盛满用3斤黄金制成的空心桂圆作为寿礼，到宋府祝寿。
土肥原非常熟悉中国文化，被人称为“中国通”。他在华北从事特务活动，有着一套独特的交往方式：对亲日的文化人，亲而不敬，视为猎人养狗;而对文化界的反日文人，反而曲意逢迎。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的社评，土肥原就每日必读，而且千方百计托人向张季鸾示好说：“某日某论高明，即土肥原亦五体投地!”张季鸾过生日时，他特意送上用专机从张季鸾家乡运来的土特产，还送上秦腔唱片祝寿助兴。
当时北平有个叫管翼贤的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排日文章，在华北的读者中很有些影响。土肥原也想方设法与之联络，他打听到管翼贤的太太喜欢在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与“东升祥”两家布店购买衣料，便在这两间店里储备了一笔钱款，每当管翼贤太太在这两间店里买了衣料付账时，店里账房就说：“土肥原君已代付久矣。”账房还一再转告土肥原的话说：“此乃小意思，务请夫人与管先生赏脸!”后来，管翼贤下水当了汉奸，不能不说与土肥原使用的伎俩有关系。
张恨水把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写了一部 《啼笑因缘续集》后，土肥原就变着法儿讨好张恨水。1935年6月，他请人带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去见张恨水，婉恳“赐予题签，藉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
张恨水哪吃这一套。来人递上土肥原的亲笔信，他看后就淡淡一笑，把土肥原带的两本书留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 《啼笑因缘续集》，展开扉页，二话没说，就在上面刷刷写道：
土肥原先生嘱赠
作者时旅燕京
张恨水这一招用心良苦——因为那本续集就是描写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故事。他用“嘱赠”二字告诉人们，此书是土肥原要的，不是作者自愿送的;落款不署名，说明作者不愿与之为伍。
来人一见，大惊失色，劝道：“你为什么要去触怒土肥原?今天得罪了他，不担心你的妻子儿女吗?”张恨水笑道：“土肥原有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
土肥原见了题签后，果然气得七窍冒烟，但苦于时机不成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但听了张恨水的一番话后，他又不能不把戏继续演下去。于是又请人向张恨水致意，力赞其“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此事传出后，国人纷纷拍手称快。张恨水虽逞了一时痛快，却也担心土肥原见拉拢不成，凶相毕露。为了避免遭到迫害，便下定决心只身南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