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高拱
别名：字肃卿，号中玄
籍贯：河南新郑人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512年 去世年月：1578年
民 族：汉族
职 业：政治家、内阁首辅
主要成就：富国强兵，振兴朝政 息明塞五十年之烽燧
追 赠：太师
谥 号：文襄
葬 处：阁老坟村西北约100米处
高拱简介 明朝首辅高拱结局怎么死的？
高拱(1513年—1578年)，字肃卿，号中玄。汉族，新郑人。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嘉靖二十年进士。朱载垕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
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与张居正谋，张居正与冯保交好，冯保进谗太后责高拱专恣，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死于家中。万历七年赠复原官。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仕官历程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高老庄村。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于嘉靖七年(1528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朱载垕开邸受经，高拱被选入府进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朱载垕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朱载垕，而嘉靖帝似瞩目景王。朱载垕前途未卜，朝廷上下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朱载垕很大宽慰。
重为首辅
嘉靖四十五(1566年)，因首辅徐阶推荐，拜文渊阁大学士。十二月十四嘉靖帝驾崩，朱载垕继位为帝，封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不久，高拱与徐阶反目成仇，竟至相互攻讦，后为胡应嘉、欧阳一敬所逼退。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归乡。
隆庆三年(1569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徐阶昔日对我有恩情，后来因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当彻底改变过去不好的思想和念头，与诸君共同治理朝政”。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着自己是朱载垕心腹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朱载垕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朱载垕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汗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明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力主封俺达汗为王，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你们这些人喋喋不休，难道是国家筹划轻重厉害吗?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同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几个月之间，边陲晏然，没有一个蒙古人侵扰，边境百姓丢掉戈矛而拿起锄头耕作，关城熄灭烽火可以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朱载垕以其“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朱载垕赞赏这些意见并采纳，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
专横招议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在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朱载垕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全力，李春芳答应了。赵贞吉离开后，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乞休归田。
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当时殷士儋入阁辅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时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隆庆五年(156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逐归田里
高拱与张居正供职时国子监相识，二人志趣相投，相期将来入阁匡扶社稷。但当嘉靖帝去世当天，当时的朝廷首辅徐阶只召自己门生张居正共同写就嘉靖遗诏，并未通知已是阁臣的对手高拱，二人顿生龃龉。此外，在隆庆五年高拱的亲信传言张居正接受徐阶三万两白银贿赂以救他的三个儿子，二人心中误解日益加深。张居正暗中和对高拱不满的秉笔太监冯保同盟。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以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朱载垕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是年五月，朱载垕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握著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朱载垕去世后因遗诏问题，高拱计划发动百僚驱逐冯保，双方正式决战。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张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礼太监冯保在皇贵妃和陈皇后面前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称高拱谋拥立藩王，皇贵妃和陈皇后大惊。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致被罢官，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他扶起。冯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幸赖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于难。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四卷，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在家里去世，葬县城北郊今阁老坟村。万历七年(1579年)，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此书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
万历三十年(1602年)，诏赠高拱为太师，谥号文襄，荫其子高务观尚宝司司丞。
学术思想
高拱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历史评价
朱载垕：“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朱翊钧：“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想肤功。“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张居正：“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孟森：“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
邓之诚：“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
牟钟鉴：“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韦庆远：“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个人作品
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张居正与高拱谁更厉害？揭秘张居正与高拱的争斗
晚明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短短的71年里，明朝从余晖满天的回光返照，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灭亡。
张居正的新政，被认为是造就明朝回光返照的主要原因。
张能大权独揽，主导改革，首先是因为他在万历帝刚刚登基时，和另外一名铁腕宰相高拱的PK中胜出。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气烘烘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都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的前辈，在做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时，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点为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于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
嘉靖帝驾崩后，当年在隆庆皇帝龙潜时做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两人都得到了重用，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做了六年皇帝的隆庆帝，于36岁的盛年驾崩。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10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另外两个列入遗诏中顾命的，一个是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还有一个是文渊阁大学士高仪(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儿。但这也应了那句话，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打击排挤了张居正的恩师、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关系很是痛恨。
明朝禁止大臣结交宫中太监，皇帝担心太监大臣内外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谋事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和皇帝朝夕相处，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于是便百般结交。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也会受到重用。而高拱正相反，他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职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隶属皇帝的特务组织，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便被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入骨吗?
隆庆临死前，遗诏让冯保晋升为掌印太监，入顾命大臣行列。对这样的遗命，高拱心里很不服气，认为大明200年来，没有太监受顾命的规矩。但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因为这是先帝的既定方针，没人敢违背。
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臣第一大太监冯保三足鼎立。这就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
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个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大野上疏弹劾高拱。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官，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是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曹大野的上疏中列举了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在自己见列祖列宗之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于是便做了手脚把曹大野调到京外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于是他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属下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并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说这厮竟然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反击简直无可抵挡，而冯保则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疏的人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枪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气氛，让他们不敢步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池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虽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了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背后却马上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见，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儿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
如何将计就计呢?高拱要求限制太监权力的上疏批回来了，上面写有“照旧制行”四个大字。高拱说，这样重要的批示为什么不让内阁拟稿?怎么让宦官草拟意见呢?送公文的太监说这是皇帝亲自批的。高拱说了句，哪有10岁的天子能裁决政事呢?
这句话出了大毛病了，冯保马上告诉皇帝。万历帝早慧，一听首辅大臣看不起自己，跑到两宫太后(嫡母和生母)那里哭诉，太后也觉得高拱太放肆了，是欺君。高拱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不久，宫中传出命令，说皇帝召内阁、六部、五府(即掌管军队的五都督府)进去听旨。将文武大臣都集中起来宣布旨意，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军国大事。高拱听说后，高兴坏了，以为是要驱逐冯保，自己发起的攻势见效了。而张居正早就知道缘由，与高拱见面时还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等大臣们跪下后，太监宣布：“张老先生接旨。”高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因为他是首辅，按理应由他带领群臣接旨。果然，圣旨说大学士高拱擅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管事，不知他想干什么，因此责令他回原籍闲住，不许停留。
听完圣旨的高拱从九霄之上跌到冰海之底，汗如雨下，伏地不起，旁边的张居正扶着他的胳膊，他才站立起来。
至此，两个宰相的PK以张居正大获全胜而告终。
徐阶高拱恩怨始末：高拱如何利用海瑞打击徐阶
很多情况下，性格急躁、为人耿直的人，容易被人挑唆，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往往吃亏就在眼前。现代人是如此，古人也莫不是如此。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就是这样一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耿直之人。他在任期间，曾经因查处土地问题，与徐阶针锋相对了一场，结果虽然取胜，却是当了一回冤大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万历时期，土地买卖就像如今的房地产一样火爆。当时，有一种社会风气，但凡一人中举入仕，就会有许多人“投献土地”，皆因土地是抢手货、硬通货，送礼既有面子，也很实惠。加上，有功名的官僚地主享有免粮免役的特权，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则采用种种手法，把土地投献给官僚地主，以求逃避赋役。而官僚地主还往往将赋役转嫁到农民头上，因此，对农民的剥削愈来愈苛重。有些农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干脆把田地抵押或奉献给官僚地主，免得承受负担不起的税赋;更有一些大地主直接用欺骗或暴力手段直接夺取那些本已难以为生农民的土地，于是一个个地王就这样崛起了。
有资料显示，徐阶就是这样一条“地头蛇”，他由首辅到乡绅，其田地经历年侵吞，有二十四万亩之多，有佃户几万人。在华亭一带，每年收租谷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一百?(笔者注：此处资料残缺)。
海瑞此时身为一方小官，面对此情此景，自然心底愤愤不平。加上地方上大大小小官员和有头有脸之人，联名举荐海瑞出面管管此事。他就觉得当仁不让，立志要杀杀邪气。故而，他直接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勒令徐阶退田。徐阶一看事情闹大了，便一面以自己不问世事进行推诿，一面叫他的大儿子徐潘赶紧写信给张居正求救。张居正见状，曾写信给海瑞说情，希望他能照顾一二。可海瑞铁了心，任谁打招呼也不买帐。
表面上看，海瑞是做了件大好事。其实，又有谁知，此事并不简单。原来，徐阶在任明朝首辅期间，与高拱很不对付。徐阶后来在高层政治斗争中失败，是被高拱弄回乡下去当“地王”的，没想到高拱依然不肯放过已经还乡的徐阶。看应天一地，确实是徐阶田地最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高拱此举，就是要借海瑞之手，收拾徐阶，让他在退休之后也逃不过这个巨大难堪。同时，海瑞以“愣”出名，定会对徐阶动真格的，那么昔日徐阁老现在就得忍受切肤之痛，损失大半田产。而且，退田令最终会激起“地王”们的联合反对，又足以把海瑞掀翻。这样，也就顺带收拾了这个难以对付的政治麻烦海瑞。因为毕竟海瑞不是和他站在一条阵线的。此乃阴毒的一箭双鵰之计。可叹，海瑞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结果，事情正如高拱预料的那样发展着。徐阶何等人物，当然知道海瑞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加上深知自己再一味退却，一生的积累就将付之东流。被逼无奈，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当朝首辅高拱发出降表，表达了自己的悔意，承认了在政治斗争中甘拜下风，并表示以后不再纠集势力谋求东山再起。
高拱的目的圆满达到了，而且达到得这样漂亮。既然对手败得这样惨，他也就飘飘然了。他马上转换面目，给徐阶回了一封信，表示咱们是一类人，要英雄惜英雄，希望徐阶继续为国家效力、继续发挥余热等等。然后，他也暗示海瑞做得太过分了。
得了高拱指示，徐阶立刻利用自己的故旧，找御史奏了海瑞一本说他实施的土地政策影响到了大明的经济发展，破坏了稳定的秩序。高拱在奏本上批了同意二字。于是，海瑞就这样走到了政治生命的尽头。
如此悲剧，如此结局，历史上上演过无数次，再也不能有新的演绎了，不仅清官承受不起，事业承受不起，国家和民族也承受不起……
如何客观评价高拱？高拱是个怎样的人
高拱(1513-1578)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哲学思想家。他于隆庆后期职掌内阁首辅并兼任吏部事期间，针对嘉靖、隆庆时期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吏治、边政、法治、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由此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实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深感遗憾的是，史学界有学者把高拱与徐阶、张居正对立起来，判定徐、张是著名的改革家，而“高拱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直接影响到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页)，由此形成“抬徐压高”、“褒张贬高”的历史偏见;哲学界有专家在其相关著作中也不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学术思想隐而弗彰，鲜为世人所知。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对高拱的评价，以彰显其改革功绩和学术成就，从而对高拱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
一、“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明穆宗、明神宗及内阁重臣张居正对高拱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都给予了肯定性评价，均认为高拱是有明一代“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六年(1572)正月，明穆宗在加勋高拱柱国、进兼中极殿大学士的《诰命》中，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和改革事功作了高度论评：
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
同年五月，穆宗驾崩。六月，皇太子朱翊钧登极，是为神宗，改元万历。因高拱与张居正权位相逼，张与宦官冯保相勾结，于六月十六日宣诏驱逐高拱，酿造高拱冤案。但高拱病逝一年后即万历七年(1579)，当时官方对高拱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互市、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的靖边功绩作了肯定性评价：
俺答孙降于塞，拱靖归之，遂入贡，因求互市，朝议纷纷。拱奋身主其事，与居正区画当而贡事成，三边宁戢。又广寇鸱张，辽东数与虏角一时，督抚剿除，拱主持力为多。
万历三十年(1602)初，高拱夫人张氏和嗣子务观两次上疏乞赐荫谥。三月，礼部在批文中对高拱和平解决贵州安氏内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作了高度论评：
如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又如授那吉之降，薄示羁縻而大虏称臣，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特允所请。
四月，神宗根据礼部之议，诏令为高拱平反昭雪，赠太师，谥文襄。在这道《诰命》中，神宗诏曰：
(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尚想肤功。
不久，神宗又颁布一道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的诰命。这道《诰命》对他的丰功伟绩再次作了评价：
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
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其中特别称赞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卓著功绩，把他同魏绛、范仲淹相提并论。魏绛是春秋晋国大夫，悼公时山戎无终子请和，魏因言和戎五利，晋候乃使绛与诸戎为盟。于是晋无戎患，国势日振，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复兴。范仲淹在宋仁宗时，与韩琦率兵同拒西夏，镇守延安，边境得相安无事。神宗认为，高拱为国谋利可与魏绛相提并论，决策制胜可与范仲淹并驾齐驱。隆庆时期，明朝面临着南倭北虏、东蛮西夷的入侵之势，边疆岌岌可危。由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遂使“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彝詟服，岭寇抵宁”，边境安宁达三十年之久。高拱真不愧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
隆庆末年，由于高拱与张居正权力之争，导致高拱罢官回籍，但在罢官之前，两人曾有过一段密切合作时期。此一时期，他们力行挽刷颓风的改革，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言：
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言：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可见，张居正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实政功绩、道德品格等方面都作了高度评价。如说，高拱“发谋揆策”，穆宗“受如流水”。事实的确如此。从《掌铨题稿》250疏来看，高拱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及措施，都得到了穆宗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贯彻执行，没有一项被否定，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其在阁部、在吏部，的确是“虚怀夷气，开诚布公”。用人行政，一裁于公。甄别吏治，讲究实政。少有失误，“改不旋踵”。张居正的所有评价均有指证，句句都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的，把高拱称为“平格之臣”也恰如其分。
二“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高拱的改革功绩不仅得到了明代官方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时期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一致肯定，都认为他与张居正一样，是一位“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
万历三十年(1602)，礼部侍郎郭正域认为，高拱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指出：
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他认为，高、徐在改革或是保守的政治纲领，在崇尚实学或是心学的学术思想方面都是根本对立的，“宜不合也”。而高、张矛盾则不同。他们在治国方略上力主兴利除弊的改革，在思想上共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二者有其先后师承关系。他们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的矛盾。在郭正域看来，高拱虽然志大才高，但城府不及居正，最后落个“志不尽舒，才不尽酬”的悲剧下场。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实的。
万历四十年(1612)，原内阁大学士沈鲤指出，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褒一贬一，或一概“轻訾”骂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
余往守翰林，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其实两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轻訾也。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万历四十二年(1614)，户部主事马之骏指出：
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他认为，高、张都是当时最著称的名相，其卓著功勋“皆大略相埒”，皆为“豪杰之致”。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袒高绌张，或袒张绌高，都是片面的。另外，马之骏还特别称誉高拱的军事才能和靖边功绩。隆庆四年(1570)秋，“抚戎议起，廷论沸羹。不啻会昌之议泽潞，景德之议澶渊。而公慷慨担荷，亦实不下李(李德裕)、寇(寇准)，……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在马之骏看来，高拱的靖边功勋不仅不在唐朝李德裕、宋朝寇准之下，而且也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李腾芳认为，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功绩卓著的政治家。他指出：“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他高度赞扬高、张的才识，认为二公的改革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明末清初，史学家对高拱也持肯定态度。支大纶言：“高拱当鼎革之日，居保济之任，开诚布公，周防曲虑，不阿私党，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陈治纪说：“且夫新郑公之德，允为治安良相。”谈迁说：“新郑始志，不失为社稷臣。”傅维麟说：“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综核名实为己任。其所条奏，铨政边才，凿凿可施之当今。练达晓畅，救时贤相也。”孙奇逢指出：“公于诸边情形，无不熟谙而洞悉之，故边人有事来请，公辄为指示方略。政府不谙边务，而边人能立功于外者难矣。”孙氏认为，高拱不仅功绩卓著，而且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高拱“秉心易直，确有执守，夙夜惟以国事为念。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范之严，咸称高氏。”王鸿绪也说：“自是三十余年，边陲晏然，拱之力为多。”由上可见，当时许多史学家都认为高拱是“社稷之臣”、“治安良相”或“救时贤相”。
高张对立、绌高袒张的观点，至清代还有所反映。顺治四年(1647)，有人认为张居正身后之祸是“高新郑构之也”。对此，翰林宋学洙驳斥道：
尝考新郑罢相，固在江陵壬申(1572)柄政之初，而新郑捐馆，实在江陵戊寅(1578)葬亲之岁。江陵壬午(1582)薨时，新郑亡已五年矣，安得谓甲申(1584)之难，发于新郑耶?
不仅如此，宋学洙还分析了隆庆末年高、张友情分离的原因，言：“其构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荐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家国之事，一以奉託。’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构己，而託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拟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阴持四载。徐公之狱未即成，而穆宗晏驾。故江陵机罢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谓国士之报也。江陵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于两厚。”宋学洙以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有关7封书信、《答高中玄相公》有关10封书信为论据，说明张居正重师轻友、不能两厚的处世态度正是导致高、张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一见解是合乎情理的。
康熙七年(1668)，新郑知县湖北江陵人李永庚与张居正是“世戚亲旧”，但却没有褒张贬高的偏见，对高拱有着正确的认识。他指出：
公(高拱)与予乡太岳张公，同以名相，显重当时。其揆辅表见，勒在史册，皆所称贤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郑云。但江陵威重，新郑笃实，其心同正，……而进江陵者退新郑，进新郑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郑者也。
李永庚认为，高、张虽各有短长，然“其心同正”，都可称为名相贤豪。如果将其对立起来，就不能真正理解二人。正如他说：“予生于江陵，且与相国(居正)世戚亲旧，尝悲其事;而诵前史，识往哲，又未尝不雅重新郑，愿为之执鞭也。”
魏源也指出，高拱等人促成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不仅结束了明朝与蒙古各部兵戈相加的战争局面，而且也开创了清朝和平安定的局面。他说：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张廷玉等人撰修的《明史·高拱传》，一方面称赞“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并对高拱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的显著政绩给予了基本肯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高拱持才自傲及其性格缺点：“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自而傲”。这一评价，显然是受到了传统的“褒张贬高”的影响所致。
三、“尚通”、“尚实”的著名思想家
如果说明清时期对高拱的评价，重点在于肯定他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是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救时贤相”，那么近现代学者在肯定他的改革政绩的同时，又重点评述了他的“尚通”、“尚实”的气学哲学和实学思想，认为他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是批判宋明理学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
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认为，俺答事件的圆满解决是高拱靖边实践的巨大功绩，指出：
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
当然，作为次辅的张居正也有辅佐之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首辅高拱。正如高拱所说：“是举也，非鉴川(王崇古)弘才赤胆，孰能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当前，有些学者在论及促成俺答封贡的功绩时，将其功劳完全归于张居正，而对高拱不置一辞，甚至有意抹煞高拱的功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隆、万间军事颇振作，高拱、张居正皆善驭将。”的确，高、张二人不但是杰出的政治改革家，而且都是为相兼帅的著名军事家。他还指出：“高拱扼徐阶，居正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权势之间相轧如此。”在此，他把三人的矛盾完全归结为恩怨权势的矛盾，虽有不当之处，但把高拱称为“救时良相”、“驭将之才”则是确当的。
著名思想史专家嵇文甫先生在解放前后对高拱作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三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实政功绩、学术思想及高、张关系等方面，对高拱作了全面论述。1943年，嵇先生在其所著《晚明思想史论》中，首先提出了张居正的学术渊源于高拱的著名论断。他指出：
谁都知道新郑是江陵的政敌。然而在他们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同服务于太学，而互以相业相期许。……江陵有这样一位学侣，互相切磋了好几年，当然不能不受很大影响。这是论江陵学术渊源和进学历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
1946年，嵇先生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中，提出“高拱是明代良相之一。他和张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学，又同入内阁，做宰相，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后来权位相逼，竟至离贰，拱被逐而居正独握政权，以成万历初年之治。于是乎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又说：
新郑学术，尚通、尚实，有许多地方开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较起来，……有许多事情江陵似乎还是继承他抄袭他的。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特别表现的人物，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
1962年，嵇先生在《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再次肯定“拱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我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在他的著述里面，有很多精彩地方，值得继续发扬。”1963年，嵇先生再次发表了《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又申述了以上观点：“应该知道，在他们成为政敌以前，他们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我总认为他是一位不下于王廷相而更超过黄绾的思想家。”在嵇先生看来，在政治上，高拱开创的改革事业被张居正所继承，二者有着先后传承的关系;在学术上，高拱建构的以“尚通”、“尚实”为根本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可以同其前著名思想家王廷相相媲美。这些论断在高拱研究中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从今天看来也是真知灼见。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诸多学者基本认同嵇先生的观点，将高拱定位为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葛荣晋教授说：
在政治上，出现了以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病，从“富国强兵”出发，提出了拯救社会危机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胆提拔潘季驯、王崇古、戚继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抚”政策，世称“救时宰相”。
在学术思想上，葛教授提出高拱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著名观点。他说：“高拱不但在王廷相逝世后曾作《浚川王公行状》，称赞他‘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圣所未发’，而且在自己的《问辨录》、《本语》等哲学著作中亦多次引证王廷相的话，作为自己气本论思想的根据。在思想上，他深受王廷相的影响，把他看成是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牟钟鉴教授也指出：
隆庆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与重托下，高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使明朝多年因袭虚浮、积弊丛生的内政外交，有所改观，生出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在他看来，“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高拱与王廷相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呼应契合，战斗精神很强”;“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然而，“其学问鲜为世人所知，其事功又为史家所略笔，有关研究文字寥寥可数。此种寂寞状态，令人为之惋叹”[33]。的确，高拱研究的寂寞状态，现在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明清史专家韦庆远教授认为，高拱开创了“隆万大改革”的先河，创造出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
高拱内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识见和魄力，叱咤风云于隆庆中期以后的政坛，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为其后的万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础。
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韦先生还提出，高拱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显赫成果，在于有其深厚的学术根基，即高拱撷取了儒、法两大学派的精粹，构筑起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这一变革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尚变。“作为隆万大改革前一阶段的主要领导人，高拱的主导思想是，承认变动，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革以求治。”二是务实。“高氏以实学思想抨击理学末流，用以为隆庆阶段改革树立指南，开阔视野，规范工作。”“高拱钻研学术是为达到经世的目的，主张‘法以时迁’，‘更法以趋时’，体现着一个务实型政治家的追求和理念。”显然，这是新时期对嵇文甫先生提出的“尚通”、“尚实”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从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政，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开创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成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在学术上，他又针对宋明理学家“空寂寡实之学”的流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以经邦济世为核心的实学思想和以气学为根本特质的哲学思想，建构起较为周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而成为明代著名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显然，那种“抬徐压高”、“褒张贬高”，否认高拱是政治改革家的观点，是一种历史偏见;那种无视高拱的思想建树，否认他是思想家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